70多年前,国共之间不仅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战争,还发生了另一场“货币生死较量”。在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银行史馆,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江苏地区“江淮银行、康碧银行、华中银行、华中货币”的红色金融演变历史。那一年,他们以与商品货币经济运行相一致的方式赢得了一场没有硝烟的“货币战争”。

扬子晚报/牛子记者马燕·李冲·沈春宁

新四军银行

从资本到金钱,信用一直是基础。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面临军费来源困难的问题,前往苏北重建军事总部。独立银行业务已成为一项迫切要求。当时,苏北仍然严重缺乏资金和信贷。人民不敢拿钱,经济处于“物物交换”的原始交换状态。新四军银行如何建立信贷?

方法如下:银行将金条、银币等军方持有的军事资金作为资本金,解决创业资金来源的上市问题,并将其作为发行反货币(中原货币的前身)的储备资金。兵部金库也是江淮银行(中央银行的前身,成立于1941年)的金库。金银储备不足时,以粮、油、盐、布等物资作为发行纸币的储备。

江淮银行首任董事长朱义后来也规定,全额准备金不应少于80%,只能发放20%的信贷。

臧文和其他在盐城康达第五中学女队第一阶段学习的学生被转到财务会计培训。他们是第一批新四军银行职员,见证了中央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她记得,从一开始,银行就尊重其资本的全部价值,市场信贷对银行经营和发行钞票是不可或缺的。后来,他们根据新四军驻军的变化调整价格,维持币值。每当新四军驻军人数增加时,就有更多的物资转移到市场上。当军队撤退到北方时,他们扔掉了他们的库存,收集了更多流通中的华中硬币,以免处于跷跷板状态的人们因持有硬币而“受苦”。

反货币和中原货币逐渐被人们所信任,成为江苏和安徽地区的硬通货。在中央银行对公共经济的支持下,根据地的财力迅速增长,成为支持新四军和华中野战军发展的强大经济后盾。

后来,民众的支持不仅反映在军事战场上,也反映在持有硬币的选择上。新四军财经老兵黄汝芝和臧文还记得,“战后,国民党士兵除了银币之外,还把俘虏和钱送回家乡,宁愿要华中硬币,也不愿要法国硬币。”

央行打造商品货币经济特色

它离不开一群懂经济的人才。

邓克生和臧雯的妻子拍了一张照片。邓克生的家人提供了照片。

臧文总是用“经济人才济济,人人敬仰”来赞美老领导。

1928年回到日本参加抗日战争的朱义,被陈毅特别任命为新四军财政部长兼银行行长,组建和发展江淮银行。陈郭栋总统、范兴之副总统、臧文的党代表介绍宋继文(时任新四军第一师供应部长)都接受了由金融银行专家张乃琦主持的金融培训班的培训。许韩雪、辛元熙等副总裁和行长也在央行展示了他们的经济才能。陈郭栋被誉为“谷物活字典”。徐韩雪奉上级指示,携带2000枚金币到上海、香港等地,开辟金融和商业战线。还有李任军、罗耿默、龚一农、慕辰副总统,以及聚集在这里的一大批经济精英,包括金融理论和商品业务方面的专家顾准、孙叶放、薛木桥、钱俊瑞,在华中基地形成了独特的商品经济人才集群。

邓克生是众多人才中“受欢迎的经济学家”,被江苏经济界誉为“受人尊敬和珍惜的前辈和楷模”。92岁的沈立人是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他写了一部邓克生的传记,邓克生于1911年出生在长沙,父亲是一名纸商。他本来可以享受家庭的财富,但他坚决加入抗日救国运动,用家庭的财富支持湖南省委的地下党,并在党的指示下,以为父母建墓地的名义,买了一个田庄作为地下党的联络点。他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并成为湖南省委机关报《观察日报》的总经理。他还在《经济学讲座》中开设专栏,从日常经济现象的角度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原理。《新经济学演讲》、《经济学常识》、《启蒙经济学知识》等通俗读物“教育了许多读者,许多人被启蒙并叛逃到革命中。"

沈立人说,邓克生完全自觉地献身于革命。"一件冬天的旧棉袄、一件夏天的布衬衫、一个背包和几本书都是他的财产。"唯一的奢侈品是金星笔。正是这支笔和这些书展示了邓克生对所学知识的应用。1941年后,邓克生被党派到新四军从事财经工作。他先后担任中央银行分行行长、副行长和总行行长。在解释商品货币知识的同时,他积极运用这些经济理论为华中根据地创造财富。

提出“标准、折扣和比例”

类似于今天的“汇率”

黄老的近照。杨华泽照片

臧文回忆说,中国中部的根据地有其地区特殊性。一方面,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经济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也是商品货币最丰富的地区。即使军事对抗也不能阻止私人商业交易和社会商品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没有商业,新四军无法解决自己的财政问题。如何在不同货币之间结算?如何建立人民币与外币的比价?这包括经济知识和商业技能。

邓克生在央行任职期间,发挥了他在理解和熟悉大宗商品货币方面的专长。他帮助朱义、陈郭栋等人制定和发布“标准、折扣和比率”,类似于今天银行的“外汇行情”,及时灵活地调整中央货币与国民党统治区法定货币的汇率比较。

开始时,中央货币主要集中在国家控制区的法定货币上,以培养市场信用。流通信贷建立后,货币价值得到巩固,实力得到增强,然后不断调整。汇率的比率范围从1: 1到1: 5、1: 10,然后逐渐上升到1: 20、30和50。直到1945年10月,中国才宣布放弃固定汇率,采用浮动汇率,浮动汇率将由市场的自然价格比决定。国共谈判破裂后,中原货币将法国货币视为对手货币,货币战白热化。

黄汝智,中国人民银行江苏省分行退休干部,现已90多岁。他于1940年加入新四军,1942年开始从事财经工作,当时他是中央银行黄桥办事处主任。他回忆道:“每个县分支机构或办公室都有自己的调查员。他们每天通过商人或听收音机了解上海和无锡的价格情况,然后报告情况进行分析。”在综合了各地研究者报道的信息后,邓克生等银行领导讨论并确定了两种货币的换算率,并将其上市。掌握了“标准、折扣、比例”,汇率计算得当,将在引导市场交易、商人外汇兑换、征收粮食税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支持根据地整体经济和军事后勤保障。

“竞价、贴现、比率”机制适应了市场变化,保证了央行和央行货币的稳定发展。虽然有很多人知道商品货币在经济物流中的作用,但也有经济信心去打好并赢得未来的大战役。

建立地下通信线路

华中银行的另一特色金融

在记忆中,黄汝智特别谈到了一个特殊的金融历史——“通惠线”:中央银行和国民党控制区的票据业务。用中国中部的货币从上海和无锡等被敌人占领的城市购买期票,“将被移交给进口商人,以回购药品、寝具和服装以及汽油等军用物资。”一方面,它有益于进口商人,另一方面,它教育他们爱国主义。许多商人冒着生命危险帮助我的军队购买大量军火,并为革命战争做出了贡献。"

臧文的回忆也记录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1946年,邓克生根据中央财政委员会的建议,经与陈郭栋、许韩雪协商,建立了两条从高邮经扬州、镇江到上海、从淮阴到南京、上海的地下汇款线路,解决了大量外汇的供求和支付转移的需要,打破了封锁。 还保证了国共和谈期间国民党控制区地下党派活动的经费,包括党在南京和上海的办事处。

1946年春天,中央银行第二分行行长邓克生(右)在研究建立地下通道时,与徐振东(左)和许梅捷(中)兄弟合影。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谁将在上海站出来承担这一重要的财务职位?当时活跃在上海的金融家徐振东在桂林相识时,邓克生想到了救亡图存的爱国活动。党出资50%,社会出资10%,徐振东出资40%,并担任法定代表人。副经理和助理经理是地下党员。会计是著名的革命烈士朱峰,创办了定远银行。由于在市场上的良好信誉,甚至国民党高级官员也投资和存放了他们的私人储蓄。定远银行不仅是上海共产党资金的“中转站”,也是情报的“收集站”和秘密人员交流的“中转站”。

国共谈判破裂,国民党军队大规模进攻后,外汇业务停止了。为了防止国民党控制区的货币贬值,徐振东把银行里所有的盈余资金都买了下来,换成了黄金。到1948年底,定远银行向党组织上缴了900两黄金,党的投资本金全部收回。臧文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党在香港设立宝胜银行,丁元注入20%的股东;夏衍和张二华在香港成立了大光明电影公司。丁源过去投资了260两黄金。丁原后来把剩余的100两黄金交给了上海地下党,还购买了军用胶鞋和搪瓷碗,满足了我军作战部队的迫切需要。”

图为定远银行。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

经过几年的“货币战争”,中原货币已经贴近了人们的情绪,保护了人民的利益,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保持了强大的货币价值和商业信誉。后来的“货币改革”发行的法币和金券不分青红皂白,不断贬值,最终加速了国民党的战场失利、人心崩溃和政权崩溃。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的记录,为了支持淮海战役和渡江,中央银行总行与中央工作委员会一起迁至前线,提供大量的中央货币,以确保前线军事物资所需的资金。

在70年前的胜利历史上,我们不能忘记这一页:中央银行和中央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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